[提 要] 20世紀早期美國基督會出於宣教等目的，在巴塘漢藏群體中開展了三類實業項目：學校教育中的實業訓練、婦幼等貧困群體的手工藝培訓、針對其他弱勢群體的實業項目。這些項目既有助於宣教和節省辦學成本，還通過服務於當地社會使教會建立了一定聲譽；因其契合地方實際需要，它們在客觀上也有助於一些當地人獲得謀生技能，有助於科技知識的傳播和地方人才的培養，且使巴塘為外界所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實業項目的宗教目的，決定了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成敗。[關鍵詞] 巴塘 基督會 實業 手工藝 藏族[基金項目] 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美英涉藏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8ZDA192）[作者簡介] 趙艾東，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巴塘位於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和歷史上的康藏腹地。在帝國主義侵華和傳教士掀起海外宣教熱潮的近代歷史背景下，1904年美國基督會（The Disciples of Christ）在康定（1908年前稱打箭爐）設立傳教點，1908年將傳教點遷至巴塘，1911年底因辛亥革命撤離。1914年基督會傳教士哈德（Hardy）、史德文（Shelton）、浩格登（J. Ogden）、貝克（Baker）4對夫婦重返巴塘，1918年新的傳教士馬勒得（MacLeod）夫婦到來。他們在當地逐漸開展起醫療、辦學、布道、收養孤兒、救助貧困和殘疾者等多種事工，其中重要一項為實業項目（Industrial或Industrial work）。1914～1920年，巴塘基督會的實業項目有三類：一是在學校教育中對學生開展的縫紉、編織、製作肥皂、園藝、製鞋、農耕、製作粉筆、打字、油印技術等手工藝訓練；二是在婦幼專項工作中對貧困婦女及其家庭、女童、女幹部等開展的手工藝培訓；三是實業專項，即為窮人和殘疾人開辦的毯墊實業生產和技工培訓。由於基督會相關史料難尋，此前幾乎未見學界研究。本文利用基督會檔案中零散的記錄，對1914～1920年巴塘基督會三類實業項目開展的動機和目的、内容和過程做一梳理，揭示其效果與社會影響。依據基督會檔案中傳教士的工作報告、信函、記述等原始史料，巴塘傳教點對漢藏學童和貧困者等群體開展實業項目，主要出於以下動機和目的：首先，將宣教、辦學、婦幼工作與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結合起來，使其相互促進。晚清和民國初期（20世紀前20年），當地藏族居民約佔90%。因政局變幻和武裝衝突造成當地社會動盪不安，百姓極度貧窮，有的喪失勞動力，生計問題嚴重，也有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針對上述境況，基督會傳教士開展起具有一定扶貧和救助性質的實業項目。基督會學校校長浩格登明確指出：“本校應當滿足實際需要，為當地居民家庭提供本地服務和現在就應提供的（即時）服務，而不應考慮數字或統計數據如何。”負責婦幼工作的浩明宜（M. Ogden）也指出：“所有這些工作的一個目的是揚基督的名，幫助窮人自立（助之以自助）。”故基督會實業項目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基督教事工的慈善性，反之亦可謂其慈善事工通過實用技能培訓得以實施。同樣，其技工培訓與生產結合的毯墊實業項目（Rug Industrial）“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培訓一些能自食其力的技工”，即“幫助窮人自助”並在培訓和生產過程中傳播福音。可以説，其實業項目的基本出發點是宗教信仰，而圍繞宗教信仰所開展的各項事工必然體現宣教目的。第二，實業項目是基督會適應巴塘地方社會需要並實現其教會學校辦學目的的重要途徑。從基督會在當地的教育宗旨和目的來看，校長浩格登深刻地意識到，教會學校要使教育與當地漢藏社會對各種人才的需求和社會發展相適應。他在給總部的報告中分析了當地社會對各種人才的迫切需求：“雕刻匠、印刷工、鞋匠、木工、鐵匠、銀匠、文字工作者、打字員、會計、秘書、電報和郵政工作人員；農民、商人、政府官員、教師、牧師以及醫生，處處都有需求。”針對當地各行各業的極大需求，他明確指出：“我們的學校在培養118名在校生的過程中，有很多機會去極大地提升他們，即朝正確的方向培養他們成為基督徒，培訓他們作為個人、成家立業者、公民過一種有用的人生，以誠實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在上述各行各業謀生。”從中可見，其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在成為基督徒的同時，也成為有用之才，基督徒和有用之才二者融為一體。至於“有用”，是指所培養的學生，一是對自己、對他人及對社會要“有用”，尤其要能服務於社會；二是能够習得在當地社會“謀生”所需的一技之長。正是出於上述教育目的，基督會在整個學校教育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實用知識的教育與實用技能的培養。第三，實業項目是對基督會重視社會服務和慈善事工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基督會所主張的信仰核心是將《聖經·新約》作為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唯一準則，“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並將耶穌基督作為教會的信仰和基礎以及基督教的至高無上者”。《聖經》是基督會信徒慈善觀念的全部依據和思想來源。基督會早期領袖坎貝爾父子闡釋道：“聖經上説什麽，我們就説什麽；聖經上没有説的，我們也就不説。”依據《聖經》，基督會宣揚“上帝對罪人無條件的愛”和“恩典”，主張“凡事仁慈”，强調在宣教過程中提倡參與社會行動、承擔社會義務和責任等立場。可以説，這是基督會在巴塘開展具有一定慈善性質的實業項目的出發點之一。二、1914～1920年基督會在巴塘開展的實業項目
1914～1920年基督會在巴塘開展的實業項目主要有三類：一是在學校常規教育中對學生開展的縫紉、編織、製作肥皂、園藝、製鞋、農耕、製作粉筆、打字、油印技術等手工藝訓練；二是在婦幼工作中對貧困婦幼和女幹部開展的手工藝培訓；三是為窮人和殘疾人開辦的毯墊實業項目。此外還開設過醫療培訓班等。由於史料所限，以下僅對三類主要的實業項目做一具體考察。基督會在巴塘最初僅辦有小學，漢名定為“華西小學”；後來辦起初中部，小學和初中合併為“華西學校”。其學校的手工技能培訓等實業項目（School Industrial）是基督會在巴塘實現其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徑，總體情況、種類與科目、教學形式如下：首先，實業項目被納入學校教育體系，幾乎全體學生參與其中。從1914年11月巴塘教會學校教育恢復起至1921年3月底，華西小學/華西學校（全日學校，學校與幼兒園、基督會對孤兒的撫養合在一起）每年度的學生人數（總數包含常規生、非常規生、孤兒以及幼兒園幼童）統計如下：1914.11.1～1915.3，在校學生從10名增至30名（含幼兒園幼童），李國光任教師，哈德的私人中文教師和藏文教師義務教學，學生來自官員階層和貧困階層家庭；1915.3～1916.3，在校學生38名（男女各19）；1916.3～1917.3，在校學生50名（男22，女28，日均出勤學生45），政局不穩，時有武裝衝突；1917.3～1918.3，在校學生60名（常規生50，非常規生10，含幼兒園30，日均出勤學生48人），1917年秋發生地方性武裝衝突“康藏糾紛”；1918.3～1919.3，在校學生82名（缺分類統計表），1918年康藏糾紛期間巴塘形勢危急；1919.3～1920.3，在校學生115名（男84，女31）；1920.3～1921.3，在校學生130名（男90，女40，含24名孤兒）。該時期巴塘地方小，教會學校規模不大，學生總數有限，但入學人數一直呈上升趨勢。在川邊政局和社會極不穩定、武裝衝突不斷發生的情況下，這一教育發展頗為難得。其次，實業項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手工藝訓練（Manual Training），培養學生自食其力的能力。校長浩格登强調：“學校實業項目的性質不僅僅是手工藝訓練，目的是訓練學生自食其力，如在縫紉、編織、肥皂製作、園藝方面的自助。”總之，學校的實業項目圍繞當地人實際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開展。對部分年齡較大的學生，主要採取以下兩種半工半讀的形式，使之獲得一定報酬，用以支付學費和完成學業：第一種是讓部分學生兼任學校的助教。這實際上是具有教師職業性質的訓練和實踐。部分漢藏學生即是通過此類勤工儉學的方式完成學業並在後來成為地方知識精英，下面4名藏族學生尤其突出：一是劉家駒（格桑群覺），1918～1919年就讀於華西小學的高小并兼任小學部漢語和圖畫課教員，畢業後留校任華西學校校長（1920～1923），1926年任巴安縣立小學校長，1930年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科員和《蒙藏週報》社藏文股主任等職。二是江安西（洛松鄧珠），1913～1921年先後就讀於華西小學的初小和高小，1922～1926年任華西學校教員兼從事藏英文排印工作。劉家駒、江安西與另一名曾就讀於華西小學的校友格桑澤仁曾發起成立“巴安青年會”，該會成為當時巴塘的“知識分子之家”，他們被譽為“巴安三杰”。三是白尚文（赤乃文色），曾就讀於華西學校，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來曾在巴安縣政府任秘書並於1942年彙編了《巴安縣志資料》。四是黄玉蘭（次仁央宗），從小被基督會傳教士收養，1913～1918年就讀於巴安華西小學，1919～1921年就讀於華西學校的高小，1922～1927年在巴安華西小學任漢文教師。自1929年起，先後在南京《蒙藏週報》社和蒙藏委員會翻譯社等機構任翻譯、在巴安師範學校任藏文教師等。另一部分學生半工半讀的形式是接受一門手工藝培訓和做手工活。譬如，1名男生通過在學校中接受的鞋匠手藝培訓，不僅能自給自足，後來還將製鞋作為終生職業。祥秋（藏族，又名向秋，漢名黄世杰）及弟妹三人從小進入基督會孤兒院；其本人曾就讀於華西小學和華西學校初中部，除學習漢藏英3種語言外，還專門學習了木工技術，後來改學西醫，經培訓成為巴安華西醫院的醫療助手，1950年後曾任甘孜州人民醫院副院長。在多種手工藝培訓項目中，英文打字技能和油印技術培訓是當地具有代表性的先進科技培訓。1915年基督會為了印刷宣教與教堂所用文獻和學校教材等資料，在巴塘備有印刷機。1918年某巴塘駐軍軍官除了贈給基督會學校一台價值約500盧比（Rs）的經緯儀外，還贈予一套價值50盧比的油印設備，用於印刷教材，為學生的打字練習和油印技術培訓提供了物質條件。從1910年代後期起，校長浩格登開始不定期地編輯和油印一份取名為The Tibetan Missionary Union News（《藏區教會聯合新聞》）的小報，免費郵寄給美國國内、印度和西藏周邊各差會的傳教士。浩格登編印這份小報的目的，一是為了訓練學生的打印技能，二是為了與美國國内教會及基督徒、西藏周邊傳教點的傳教士們取得溝通、交流、理解、支持。從筆者所發現的6份小報看，它們有以下特點：從物理特徵看，該“小報”頗為粗陋：採用的紙張泛黄，既粗糙又單薄，為當時内地常見紙張，比今天的A4複印紙稍窄、略長；每行可打印60個英文字符，共可打印60行，平均每張小報共可打印約700個英文單詞。從版式看，紙張為縱向打印，從上至下依次為小報名稱、“不定期油印”的文字説明、油印地點（即“華西東部藏區巴塘”，有時標注在頁面下端的落款人之後）、新聞正文（分為數段）、“由男生打字和油印”的文字説明、編者和聯繫人落款（即浩格登）。從内容看，該報實為新聞簡訊，主要内容如下：駐巴塘和康定等地傳教士的活動動態，巴塘等地傳教事業所面臨的問題和需求等，世界各地來信及對傳教士的精神支持，呼吁外界傳教士來信加强交流、分享信息、進行合作等内容，醫療、辦學、修建、禮拜人數等事工的統計數據及與當地各方互動，地方新聞和局勢等信息。小報的印刷者為通曉藏漢英三種語言的2名藏族男生，年齡分别為17歲和15歲，兩人完成英文打字、排版和印刷的全部工作。其中一名男生即為洛松鄧珠（江安西）。第三，實業項目在管理和經營上採取獨立運行的方式，以實現自養。校長浩格登直接負責實業項目。從其經費收支與管理看，經浩格登的努力，自養基本上是成功的。譬如，據1918年3月學校報告，實業項目年度收入總計300盧比，全部用於購買材料和支付人工費。據1919年3月學校年報，1918年度實業項目的產品銷售總金額為386盧比；投入實業項目的人工費用、工具和材料費共計404. 5盧比；以上兩項相扺，產生的財政赤字為18.5盧比，由該項目的基金補貼；而在上述投入的總經費和總消耗共計404.5盧比中，現有未使用的材料價值50盧比，該年度採購的工具價值6盧比，故工具和材料的淨收益為37.5盧比。1919年4月至1920年3月底的年度報告顯示：該年度學生製作的手工藝品銷售金額總計338.45盧比，除去成本後盈利135.38盧比，而學校的學費和書本費兩項總收入僅為105盧比。第四，基督會辦學者自稱對實業項目的自養和學生實用技能的培訓結果感到滿意，並不在乎是否盈利。1918年浩格登報告説：“我認為學校的花園和蔬果園獲得了明顯成果，有幾十個男女學生對園藝很感興趣，部分園子显然要比另外一些照料得更好。1名13歲女生把園子照料得最好。”1920年春他報告説：“這些項目的訓練一直令人滿意；至於結果，僅有製鞋帶來了利潤。”1921年春他在年度報告中稱：製鞋實業為自養。製作肥皂、編織、縫紉、製作粉筆、打印以及其他手工藝活也幾乎均為自養。園藝和耕種幾乎未花費學校的資金，結果雖不理想，但也頗令人欣慰。有50個家庭和許多學生學習這些手工藝，並將其作為副業和課餘愛好；支付了全部開銷後，園藝項目所餘下的720盧比利潤已投入到孤兒院。這當中大部分是私人資本和經營所得，孤兒們是受益者。學校有24名孤兒，該數目包含在全校130名在校生中。
與此同時，基督會從總部的撥款中支出一定經費供養孤兒。譬如，傳教點長期供養了1名孤兒，即半漢半藏血統的李國榮（Lee Gway Yuin）；1915～1916年其供養經費預算為40金幣美元（U. S. Gold），1916～1917年和1917～1918年供養經費預算分别為60金幣美元。總之，由於學校實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生存技能，同時使其能通過“勤工儉學”而自食其力，故校方並不以盈利為目的，也並未將學生作為追求經濟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二）婦幼工作中對貧困婦幼和女幹部開展的手工藝培訓婦幼工作是1904年基督會進入打箭爐後不久開展起來的傳統專項工作。女醫生凌蘇珊（Dr. Rijnhart）在醫療和布道中發現，為了幫助漢藏貧困婦女和兒童對付基本生存問題和產婦的生產，極有必要在當地婦女和女童中開展一些手工藝培訓，尤其是需將一些婦女培養為助產士，這便是此項工作的開端。傳教點在巴塘繼承了這一傳統，在幼兒園的兒童、學校的女童及其母親中、在校外貧困婦女和兒童中持續開展手工技能培訓工作，對其實施救助。因而，基督會一直將幫扶女童的工作與幫扶貧困婦女的工作結合起來，主要方式如下：首先，在幼兒園開展以縫紉活為主的實用技能培訓。1914年11月1日，與全日學校在一個場地辦學的幼兒園開園。迄1920年止，浩格登夫人浩明宜一直任園長。她雇用了1名藏族教師次仁拉喜（Tse Ring Hla She）協助其開展婦女和兒童工作。1915年度末，幼兒園學生由最初的6人增至16人；日常教育和教學有兩項主要内容：一是教大孩子編織和縫紉的技能，二是教低齡兒童學習生活自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當年“孩子們在小小的幫助下便能為自己縫製衣服”。1916年秋入園人數增加後，幼兒園對大齡兒童開設了縫紉班，兒童除縫補自己的衣服外，另還“縫製了40件衣服，為窮人的嬰兒縫製了所需床上用品”。1917年幼兒園入學的男女兒童增至30人，教學内容和手工藝培訓更加豐富。浩明宜在《1917年對藏人開展工作的報告》中稱，她教孩子們“各種小手工活”，“與美國國内幼兒園的教學一樣”；其藏族助理次仁拉喜專門負責縫紉部的教學，裁剪所有的衣服並監製學生的全部縫紉活。其次，幼兒園的縫紉技術培訓和縫紉活是對社會上貧困婦女兒童的一種扶貧方式。他們發現當地窮人婦女對縫紉活“都很無知”。基督會為了讓當地一些貧窮婦女學習縫紉技術，以免費贈送食物和用品的方式，使其自願來到學校。浩明宜還報告：1915年請了幼兒園3個孩子的母親去園裡，教她們為幼兒園的嬰幼兒縫製了足够穿的衣服。所有這些衣服和縫紉的工費均由基督會開支。同時，次仁拉喜教婦女們縫紉技術。浩明宜和拉喜在巴塘及其周邊鄉村還做了大量家訪，深入到貧困婦女的家庭中去。基督會還在聖誕節發給一些窮人布料，請來裁縫為他們裁剪衣服，而師生們則幫助這些人縫製衣服。此外，他們還將一些舊衣服修改後送給貧窮兒童，有些成色較新的則不用修改就分發給他們。有的學生甚至還從自己家裡帶來衣服，在學校裡縫製。總之，傳教士、教師與學生們一起從事縫紉活，通過自己的縫紉技術和縫紉技術培訓，為窮人、教窮人縫製了許多衣服，對當地人實施了一項最為實際和迫切的救助和幫扶。第三，基督會還在學校裡開設了面向成年婦女和本校學生的編織班。據哈德太太（N. Hardy）1920年的年度報告，當年大部分時間裡她負責一個編織班的教學：“女生和婦女已學會編織毛衣和帽子；婦女工作基金（Women’s Work Fund）已提供了編織材料，女孩和婦女們可以以材料的成本價格優先購買織好的物品，而編織的大部分衣服贈送給了貧困兒童。”此外，傳教士們還曾為當地婦女幹部開設過專門的編織班。1915年當地政府裡有行政級别的6名女幹部組成1個培訓班，開班教學。在每天1小時的教學中，他們學習編織和用鈎針編織的技能。該項目負責人貝克先生最初計劃在基督會傳教士中籌集資金，啟動生產，將所生產的毯墊銷售出去，用所得資金來維持和發展生產。該項目始於貝克對染料的研究。1917年初，他在當地採集了各種各樣的植物，從中提取染料，進行試驗。不久後，試驗獲得成功，他同時也解决了其他相關技術問題，接下來就不斷生產出了毯墊產品。但當年秋，康藏糾紛突發，當地陷入騷亂和武裝衝突，劫匪出没頻繁，川滇兩省之間通訊被阻斷，因而他們未能找到固定的銷路，並面臨資金短缺的窘況。儘管如此，當年就有20名工人從毯墊生產中獲得報酬；其中3名盲人、3名老人、1名孤兒得到救助，另有5名兒童接受毯墊生產工藝的培訓。而那名孤兒，從開工第一個月起就獲得固定的報酬，隨後成為領班，甚至對基督教萌發了興趣。據貝克報告，該項目所支付的報酬，一半以上給了窮人，並對一些窮人的資助力度頗大，如“當全家人中僅有1人能做工時，付給這個技工的報酬就足够養活其全家”。以1919年2月為例，毯墊實業項目從財務主管獲得的總經費為195.71盧比，其中燃料和修理費5.35盧比，工資90.57盧比，佔了開支的絶大部分，結餘經費99.59盧比。然而，由於該時期地方戰亂，雖有教會總部和傳教點提供經費補貼，但產品銷路一直很成問題，難以自養，故在1919年8月的傳教點會議上，全體傳教士通過投票，一致認定毯墊實業項目無發展前途，應當終止。這一結果對發起並一直負責該項目的貝克先生（當時他正在美國休假）造成很大打擊，他堅持認為實業項目對當地窮人的自立和謀生極有幫助，但經費和銷路的實際問題使該項目確實難以為繼。在基督會總部有關1920年度巴塘傳教點撥款的記錄中，可見當年為毯墊實業項目撥款400墨西哥元（約為200金幣美元）。因而，事實上該項目的生產勉强維持到1920年才停工。此外，其產品也遭受了很大損失。1920年初史德文途經雲南返美休假，從巴塘馱運了價值600墨西哥元的毯墊，期望能在雲南銷售出去，但不幸的是史德文被雲南大土匪楊天福綁架，部分貨物遭搶劫，毯墊的下落究竟如何，未見相關記述。以失敗告終的該項目是基督會對窮人和殘疾者實施的救助與宣教互為結合的一種嘗試，一方面在傳播生產工藝與對當地人的生存救助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宣教的效果却甚微。雖然兩年中他們對技工逐漸開展起每日常規的宗教教育，但對基督教感興趣的技工極少。又據巴安基督會的多年經驗和對其他項目的調查，1919年傳教點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毫無疑問，在巴安對基督教感興趣的人中，至少95%的人是僅對直接宣教的方式感興趣。”言下之意，1919年及之前，宣教與其他事工結合起來所產生的效果極小。因而，經費困難和宣教效果差等多種因素導致了毯墊項目的終止。綜上所述，1914～1920年，美國基督會傳教士通過學校教育和婦幼工作中的實業項目以及毯墊生產等實業項目，對巴塘漢藏學童、孤兒、殘疾者、貧困婦女兒童、婦女幹部等群體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實業項目，取得了以下效果和社會影響：從教會方面看，實業項目有四個重要作用和效果：首先，它為基督會在當地的宣教提供了一定機會。其次，實業教育和實業扶貧在當地成為基督教本土化的一個有效途徑和特色。第三，學校中的實業項目通過讓學生自食其力和勤工儉學所產生的一個客觀效果是“學校常規工作的開支很低”，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傳教點的辦學成本。第四，基督會通過服務地方社會和救助窮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當地建立起了較好的聲譽，甚至已經引發了巴塘周邊三種學校之間的教育競争，正如1921年春校長浩格登在年度報告中寫道：官辦學校和天主教教會學校提供學費、書本教材、紙張、筆等，免費發給學生。而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支付所有這些用品的費用。我們比官辦學校和天主教學校兩校合計起來的學生數量多出一倍多。
官辦學校已經完全停辦了幾個月。然而似乎是出於對我們學校的嫉妒，當地縣官知事發布告示，命令所有達到一定年齡的兒童必須進入官辦學校，尤其是過去曾在官辦學校就讀過的學生。這一政令的實施本將會搶走我們許多教師和一半的學生。我們没有干預此事。我們的教師、學生、家長都很激憤，極力請求政府給予自主擇校的自由；當局最終同意自主擇校。我校僅有6名學生流失，他們也不是重要的學生；我們的教師都站在我校的立場上。
在當地教育競争中，基督會的學校能够取勝，關鍵因素就是為當地居民家庭和社會提供實際有用的服務，通過培養學生擁有一技之長和“自助”的能力，在校期間且能通過勤工儉學的“自助”方式解决經濟問題，完成學業。從對當地社會的作用看，實業項目在客觀上具有三個重要作用：第一，幫助窮人和兒童學習謀生技能，解决了生計的燃眉之急。從上文所列舉的實業項目和手工藝技能培訓項目可見，幾乎全部項目均是為了解决當時、當地貧困者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問題。其中，幼兒園的縫紉和學校的編織技術培訓充分體現了幫助當地婦女兒童學會“自助”的訓練目的：一是教其縫製自己的衣服，能够以一技之長謀生，這就對學生的人生發展產生了影響；二是這些項目成為救助社會和面向社會扶貧的主要方式之一；三是對學生的家庭起到了一定幫扶作用並培養起學生的責任心和社會擔當精神。基督會通過這種方式所培養的部分孤兒和學生後來成為當地的社會精英和名人，尤其是培養了不少漢藏英三語皆通的藏族知識精英，這就為地方社會的發展、中央和地方之間關係的溝通、藏族文化的傳承、漢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以契合當地需要的實際方式，在幾無現代工業的巴塘傳播了科學知識和實用技術，培養了促進當地社會近代化發展所需的人才。1940年代巴塘縣長所修《巴塘縣志》中記載，清末趙爾豐在巴塘改土歸流時曾設製革廠，辛亥革命後停辦，隨後民國時期當地民間尚散有皮工10餘人，另也有木工、石工、泥工、縫工、鐵工等，但均未設有工廠。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基督會在所開辦的教會學校中實施全體學生參與的實業項目和校外的生產項目以及手工藝培訓，便較為廣泛地傳播了多種實用技能和手工藝技術。此外，1917年基督會史德文醫生開設了由8個學員組成的培訓班，為醫院培訓醫療助手；他認為其中3人將成為“一流人才”，有益於基督會在巴塘的醫院和病人。第三，由傳教士編輯、學童油印的通訊小報或多或少使當時極為封閉的巴塘與外界（包括美國、印度等國）得以溝通，使處於中國西部極為偏僻的巴塘為當時的西方世界所了解。總之，在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背景下，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並深入到地理位置偏僻的漢藏結合部巴塘。基督會傳教士在巴塘開展實業項目，既是出於宗教信仰和宣教目的，也是將其作為宣教手段；同時，其實業項目的種類和形式又契合了當地社會的實際需要。從三類主要實業項目的效果看，學校中的項目和婦幼手工藝項目，因需要的投資少和成本低，一直維持到1932年基督會撤離巴塘；而毯墊專項項目涉及生產加工問題，地方社會不穩定和產品無固定銷路等原因必然導致資金回收慢（甚至難以回收）、再生產難以進行，加之宣教作用甚微，故傳教點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一度停止了該項目。可以認為，巴塘基督會的實業項目與宣教事業緊密相連，這就決定了其實業活動自身的局限性和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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